本文陈述内容皆有可靠信源，已赘述文章结尾 那天晚上，香港尖沙咀一家电影院重映了《 猛龙 过江》。 观众不多，灯光暗下来前，有人认出了坐在后排一角的李小龙。 他穿得很低调，深色长袖衬衫，鸭舌帽压得很低。 几位影迷上前要签名，他笑着签了，但声音很轻，说了一句：“ 头有点晕，我先走了。 ” 谁也没想到，那是他在人前最后一次露面。 三天后，他倒在了丁珮家中，再也没醒过来。
说起来，这事儿从头到尾都透着一股说不清的怪。 先是那句话。1973年6月，拍《死亡游戏》时，他对约翰·萨克松说，“ 李小龙将不存在了。 ”不是在演戏，不是开玩笑，是当着人、坐在片场、喝着水时，一字一句地说出口的。 对方听完愣了，没接话。 两人之后再也没提过这句话。 那会儿的他，状态其实已经不对劲了。 身体瘦得厉害，整个人像脱了水。
拍戏间隙，他老是喊头疼，有时还会请假休息。 在嘉禾的档案里，从6月15号到月底，他请了四次假，理由写得很简单：“ 头痛、体虚 ”。 可在镜头前，他还是那个动作利落、眼神凌厉的“猛龙”。 镜头一开，他就像换了个人。 就没人想到，他是真的撑不住了。 1972年8月拍《龙争虎斗》时就出过事。
一天现场晕倒，被送去玛丽医院。 医生说是脑水肿，要他休息三个月。 他回家只躺了十一天，就又回片场继续拍打戏。 那时候他在香港的地位刚刚稳定，嘉禾和邵氏争得厉害，没人愿意停下来。 他也不是不明白问题在哪儿。1973年5月，他去美国宣传电影，接受访问时一再提到“ 脑子空转 ”“太累了”“得停一停”。 可惜说归说，他手底下的行程一点没松。
光那年夏天，就安排了美国、泰国、菲律宾三地的医疗会诊和朋友探访。 自己身体出了事，还一边配音，一边拍片，一边赶通告。 他根本就没停过。 有意思的是，对身体的异常，他自己其实很清楚。 除了对约翰·萨克松说过那句“李小龙将不存在了”，他还和石坚说过一句话：“我不会长命。”那天是傍晚，两人在片场后门抽烟，气氛挺松的。 他突然冒出这话，石坚吓了一跳，说他胡说。
李小龙只是笑了笑，没再说什么，转身就去打靶场练枪。 那一天，也是他最后一次走进片场。 这人从来不迷信，讲究一套“ 理性训练 ”，但对身体的感知确实极敏锐。 他不是医生，却比谁都清楚自己出了问题。 1973年8月10日，嘉禾录音棚。 他正在给《龙争虎斗》做后期配音。
配音师梁志强记录得很详细：李小龙声音紧张，中断两次，体力明显下降。 中途他出门透气，走到厂区花坛边，不到三十米远，十分钟后人就倒在了录音棚门口，脸朝下，手边是一瓶没开封的矿泉水。 最早发现的是助理林文清。 他听到一声闷响，以为是灯架倒了，冲出去一看，才知道人倒了。 邹文怀赶来，立刻送他去浸会医院。 那天送医记录写着：昏迷10分钟，心率偏低，血压不稳，疑似脑部高压。
住院七天，要求不挂名。 他怕媒体跟拍。 医生建议休息，做进一步检查，别再剧烈活动。 他听了，但没照做。 出院两天后就订了海外行程。8月17日飞美国、再去泰国、再去菲律宾。 那时候《龙争虎斗》刚上映，他没出席首映。
片方统一口径：“ 因私人事务缺席 ”。 但实际上，他已经没力气出席了。 再往前，那天他去丁珮家，下午五点左右到的。 本来约好晚上和邹文怀见面。 他说头疼，丁珮拿出止痛片。 吃了一片后他说想休息，就往卧室走了。
7点半，邹文怀打电话过来，说该动身了。 丁珮去叫他，怎么都叫不醒。 她拍、摇、喊，全没反应。8点50分，邹文怀赶到现场，发现他已经深度昏迷。9点45分叫了救护车，10点送到医院。 抢救无效，凌晨宣布死亡。 他才32岁。 医院记录是“ 广泛性脑水肿 ”，有人说是药物反应，有人说是癫痫发作。
之前他从没被诊断为癫痫，但最后一次医院记录上写着：“ 可能存在长期脑部神经异常反应 ”。 当时的香港媒体炸了。 丁珮最初不愿承认李小龙是在她家昏迷，后来才改口。 三天三夜，报纸头版都是这事儿。 标题写得很大：“ 猛龙猝死，谜团重重 ”。 那颗止痛药到底是什么？有没有问题？谁也没法百分百确认。 但有一点可以肯定：他不是因为一次偶然，而是在长时间的身体透支、精神高度紧绷、病情反复无视的多重作用下，一步步走向了终点。 他不是不知道危险，而是停不下来。 从玛丽医院到浸会医院，从片场到录音棚，从美国到香港，从镜头前到病床上，每一步都走得太快。 太猛。 太孤独。 1973年8月17日，他飞离香港，准备去美国休养。 三天后，他离世。 从那以后，再也没人敢在银幕上说：“李小龙将不存在了。” 参考资料： 梁羽生，《香港武打电影史话》，三联书店，2004年。 杜英杰，《龙影：李小龙电影幕后纪实》，天地图书，2010年。 罗孚，《香港影人实录》，中华书局，1999年。 《李小龙档案集》，香港电影资料馆，2003年。 《大河报》采访整理，2020年7月。
